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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6日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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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湖南跨国反诈第一案56人获刑,引诱对方裸聊并偷拍后敲诈

  2017年7月6日16时许,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长沙公安远赴柬埔寨金边、贡布抓获的74名犯罪嫌疑人在这里被押送回湖南。至此,公安部督办“2·12”特大跨国新型网络犯罪专案成功告破。

  该案以组织国内男女到境外,利用微信裸聊,截取国内受害人的不雅视频,借此实施敲诈勒索,由于涉案金额超过千万,案件受害人上千名,遍布全国20多个省份,是近年来湖南省公安机关首次大规模赴境外抓捕犯罪嫌疑人的重大团伙犯罪案件。因此,也被称为“三湘跨国反诈第一案”。

  

  2018年11月8日上午,在浏阳市人民法院,该案涉案的56名被告人终于被送上了庭审席。由于证据确实充分,主审法官当庭对该案进行了依法宣判,被告人陈泽青、卢少通等56人,犯敲诈勒索罪,分别被判决1年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

  

  图为:浏阳市人民法院对“2.12”跨国电信网络敲诈勒索案庭审结束后,56名被告人在判决书上签字按手印。

  收到网页链接多人被迫汇款

  2016年2月,浏阳邹先生(化姓)打开微信好友发来的链接后,看到自己的裸体照片被贴在上面,标题内容亦是博人眼球,这让他惊恐万分,没想到与人裸聊的行为会被人钳制。

  担心被人发现,邹先生选择了沉默,按对方要求汇款了两万元。然而,这并不是结束,当对方又以不雅视频未被删除干净为由,再次找他要钱时,他无奈选择了报警。

  浏阳警方经过侦查,发现该链接实是一个钓鱼网站,目的是以曝光为要挟,胁迫被害人花钱删帖。案件侦查期间,浏阳警方又接到多名受害市民报警。

  随着案件侦查工作的深入,警方发现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均身处国外,窝点隐秘,人员流动大。公安部将此案进行专案督办。

  

  今年9月4日,浏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以陈泽青为首的56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2月至2017年7月1日,黄贤辉、黄锡杰、戴小丽(均在逃)等人先后在柬埔寨金边、西哈努克港、贡布等地租用场地,组织人员以女性身份与境内男性微信聊天,引诱对方裸聊并录制对方的不雅视频,再利用不雅视频对被害人敲诈勒索,同时雇人在境内取款、收款、做账等。

  陈泽青原来也是黄贤辉集团内的聊天、敲诈人员,因不满该集团利益分配,2017年2月,他从黄贤辉集团内邀集卢少通、何文君等人商议另组集团。商议后,陈泽青安排部分人员与其继续在黄贤辉集团做事,以便进一步熟悉作案流程,然后安排卢少通等人前往柬埔寨租房、准备作案工具等,为新集团的运作做准备。

  2017年3月,陈泽青等人在柬埔寨金边市永和建设集团附近租下场地作为窝点,先后组织10人加入集团实施敲诈勒索。该集团与黄贤辉集团运作方式基本相同,但取款方式系陈泽青雇请当地人在柬埔寨境内取款。

  2016年2月至2017年7月1日,黄贤辉集团敲诈勒索目标人员达1000余人,总金额达人民币800余万元。2017年4月至6月,陈泽青集团成功敲诈120余人,得款人民币96万余元。

  录制视频制作假网页进行威胁

  梳理发现,该集团分工明确,由老板在柬埔寨租场地作为窝点,通过网络等途径购买国内被害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工作单位等详细身份信息,同时购买微信账号及密码。

  

  由老板或老板安排的人员将微信、录制视频的软件安装至新手机,并将购买的电话号码等信息录入手机通讯录,经由窝点负责人分发给聊天人员。聊天人员以女性身份与目标人员进行微信聊天,获取信任后引诱对方裸聊。

  当对方答应裸聊后,冒充女性的聊天人员会将手机交给裸聊女与对方进行裸聊,聊天人员本身为女性的,则由该聊天人员直接与对方裸聊。裸聊女子用手机录下对方的不雅视频,以录到对方面部至隐私部位为录制成功。同时,聊天人员以原聊天微信号容易被家属发现为由,骗取对方添加该集团专用于敲诈勒索的微信号。

  团伙成员黄锡杰等人将视频备份后,对不雅视频进行编辑、截图,挂到事先制作好的虚假“今日头条”网站,添加如“某某老师引诱未成年裸聊,多图求扩散”等标题的网站链接、截图。

  敲诈人员添加受害人微信后,发裸聊视频、截图给对方,威胁公开其身份信息,以打电话或发信息的方式要求对方付款删除裸聊视频。待对方付款后,又以资料部、技术部可一次性删除裸聊视频为由再次向目标人员索要钱财。

  团伙中,聊天人员、裸聊人员保底工资为人民币5000元到10000元不等,聊天人员成功让30名目标人员同意裸聊、裸聊人员录制15人的裸聊视频,即达到当月的保底目标。聊天、裸聊人员提成超过保底工资的,则以实际提成获利。

  法院审理认为,黄贤辉集团的王煌铭等52名被告人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人员基本固定,层级分明,分工明确,形成了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系犯罪集团,且以威胁手段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系涉恶势力犯罪集团。

  2017年2月后,原系黄贤辉犯罪集团的被告人陈泽青等7人与另外4人为共同实施犯罪,组成另一个同样具有上述特征的犯罪组织,也系涉恶势力犯罪集团。

  调查

  受害人有千余人

  有人害怕视频曝光主动辞职

  案件审判员张静介绍,涉案团伙购买的被害人信息大多是国内公务员、教师等人的。负责裸聊的女子将自己塑造成丈夫常年在外、独自带孩子生活的家庭女性,在慢慢获取被害人信任后,向对方提出通过裸聊的方式发泄情绪。“大多数被害人在没有防范的情况下和对方裸聊。裸聊女也会露出隐私部位,但不会将脸暴露在视频中,这样,即便被害人有所防范,同样拍下视频,也无法对裸聊女造成威胁。”

  张静介绍,在此情况下,大部分被敲诈人员会按照对方要求付款,一般情况下金额是几万元,但有个被害人闹了个乌龙,误将对方要求的10800元看成了100800元,将10万余元汇了过去,“也有少部分被害人认为这是不法行为,没有理会。对于这样的被害人,被告人也没有将他们的裸聊视频传播出去。”

  “甚至还有人因为害怕对方真的把裸聊视频传到自己的工作单位,主动从原单位辞职的。”张静称,在取证时,本案的受害人有一点抵触心理。尽管被害人有1000余人,但真正选择报案的人并不多。

  据悉,涉案人员多由老板在国内直接邀集或由老成员以介绍熟人的方式进入该集团,只有小部分被邀集的人员在出国前就知道去国外是参与不法活动,大部分被邀集人员到了国外才知情,但出于挣钱等方面的考虑,均参与了该集团的相关非法活动。

  “开庭时有不少女性被告人表示,家庭比较困难,有的是单亲妈妈,本想出国务工后赚更多的钱。她们在国外时,有的没钱购买回国的机票,而在团伙中一个月的工资有1万多元。”张静介绍,看到别人都在裸聊敲诈,她们也存在侥幸心理,以为不会受到国内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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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09日 07 版)

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国经济从大向强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推动高质量发展,正在掀起我国经济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带来从理念到实践的全面革命。怎样深入理解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如何使我国经济加快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本版的几篇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

——编者

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民要论)

蔡 昉

内容提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对于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优化、企业竞争、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都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紧迫要求。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出要求,凸显出这一指标对于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意义。正确理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和要求,有助于找准改革关键领域,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经济史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一国经济发展成败。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发展绩效的对比,也显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作用。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投入创造的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质量及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具有高度综合性,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同时还应看到,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更好兼顾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提供了可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我们可以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种途径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是提高资本—劳动比。通过使用更有科技含量、更有效率的机器设备可以提高资本—劳动比,进而提高每个工人创造的产值。然而,提高资本—劳动比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如果提高速度过快,超过了劳动者技能提升的限度,就会出现投资回报率下降,结果反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普通劳动者工资加快上涨,很多企业倾向于使用更多机器设备。但在一些企业,工人的技能水平等其他条件没有相应提升,反而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

二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学家通常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提高需要经历较长时期。例如,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校扩招为代表的教育大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教育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便如此,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在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2010—2017年三个时间段,我国25岁以上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分别提高了1.7年、0.8年和0.5年。可见,人力资本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虽然显著,却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

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家在分解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发现,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并不能完全解释产出的增长,因而把生产要素贡献之外的那部分增长源泉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例如,我们对1978—2010年的平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进行分析,发现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这3个生产要素变量只能解释增长率的76.1%,余下的23.9%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在要素投入既定的条件下、通过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这些要素实现的,因此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我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与人口转变的一个特殊阶段相重合,这期间的人口变化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则近乎零增长。这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开启了一个机会窗口,分别从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劳动力充分供给以及资源重新配置等方面创造了人口红利,并通过改革开放转化为经济高速增长。随着201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转向负增长,人口抚养比提高,传统人口红利加快消失,生产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因此,我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不断迈上新台阶,就必然要转向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途径的高质量发展。

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

借鉴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总结发展中经济体推动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以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

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伴随经济增长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化,是遵循生产率提高的目标和顺序演进的过程。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产业进入高生产率产业,可以提高整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很多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计量分析也表明,在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1978—2015年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贡献合计为56%,而其余44%的贡献便来自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重新配置。

企业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市场竞争机制下,有竞争力的企业生存壮大、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萎缩消亡能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会更多地从产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发达国家则更多地从企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在一些发达国家,企业的进入、退出以及生存、消亡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可高达1/3到一半。

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研究发现,创新会带来规模收益递增,企业能否扩大规模进而获得更多的生产要素等资源,在根本上取决于其创新能力。这就意味着,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用非市场竞争的方法扩大企业规模或者人为挑选赢家,都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相背离。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

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认识全要素生产率,为寻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恰当抓手提供了有益启示。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正是围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

以政府“有形之手”构建和维护使市场“无形之手”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在宏观层面,应建立以鼓励企业创新和提质增效为导向的市场激励机制。在微观层面,政府无须寻找直接政策抓手,更不能人为挑选赢家。政府不能缺位也无法替代的职能是营造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允许自由进入退出的公平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环境。相关改革包括改善营商环境,消除经营许可和要素获得方面的所有制和规模歧视,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等。

消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其中,户籍制度改革红利最明显。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领域向高生产率领域转移,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研究表明,从劳动力流动中每获得一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改进,可以实现同等幅度的经济增长率提高。

在继续加大技术研发和教育培训投入的同时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任何时候,技术进步都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而人力资本除了直接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还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要条件。

完善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政策机制。如果各项经济政策分工不清晰、运作不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等短期调控政策在执行反周期职能之外,被赋予刺激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职能,往往会造成杠杆率高企、产能过剩等问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市场选择赢家的资源配置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有利于从目标和手段上把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区分开,使其各司其职、协同配合,更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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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马昌、曹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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